沙叻秀
Salak South 吉隆坡
Kuala Lumpur

简介

李芷瑩，叶奕伸，陈伟翔整理

靠近市区的沙叻秀新村，与其背后林立的高楼大厦形成强烈对比。一侧是不断向上延伸的城市天际线，另一侧则保留着以编号道路、道路窄小，山路崎岖与街坊式生活构成的新村空间。正是在这座迅速现代化的城市之中，沙叻秀新村显得格外“安静”与淳朴，没被钢筋水泥磨灭乡土气息。

沙叻秀最早的称呼，可追溯至“竹仔园”（客家话），意味着“被围着的地方”。这名字来源于紧急状态时，英军在村口设了个闸门，而闸门附近种满茂密的竹子当作屏障，以防村民和马共来往。之后，当地又出现“雷打岭”（现名Desa Petaling） 这一称呼。雷打岭主要指青龙山一带的高地，由于该地区地势较高、雷雨频繁，且被雷电劈中的次数，远比其他地方高，因而得名。但每一次雷击，都只是击中树木或空地，从来没有击中在周围生活的村民及建筑，因此当地村民把青龙山视为福泽之地及镇村之宝。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英殖民政府的行政与矿业活动介入，该地区开始出现较为正式的地名记录。“古打岭”或“古打磷沙叻”逐渐成为华文文献中常见的译名，对应英文与马来文中的“Petaling Salak”。对于“古打岭”的由来，民间流传有趣的解释，“昔日沙叻秀有一处是英国人养马的马廊，被唤作Kuda Lane，这是一个马来文与英文的混合名称，即马巷之意”。进入二十世纪后期，随着“Salak South”成为官方英文名称，华人社会亦逐渐采用音译方式，将其称为“沙叻秀”。其中“秀”字，明显来自“South”的粤语读音，体现出地方社会在面对官方命名时的在地转化方式。

在新村成立之前，沙叻秀首先是以锡矿与橡胶为生的劳工与农事地带。随着锡矿的衰落，地方经济逐步向以中小型制造业为主的轻工业集群转型，形成七、八十年代的产业高峰。之后由于面对吉隆坡市政局在道路建设、征地与城市规划上的压力与吉隆坡城市化，许多早期经济、中小型工厂已倒闭或搬迁。

1948年，英殖民政府因应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威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为切断马共与华人之间的粮食与情报联系，英方于1950年前后强制执行大规模的迁徙计划。沙叻秀新村便是在这一历史夹缝中被迫诞生的产物。在紧急法令落实前，沙叻秀华民居住的地方都是分得很散。英军为了方便管理，以强制手段将这些居民迁入现在的新村地带，集中住在一起。迁村初期，村民生活极端困苦，村民唯有设法将植满橡胶树头的地段夷为平地，并用简单的木板搭建房子居住；马华公会为协助被英殖民政府逼迁的居民去建立本身的栖身住宅，曾资助每户人家一百元津贴。当时的新村并无水电供应，各人要去挖井取水，直到1960年才有公共水喉。沙叻秀新村四周围着两层紧密的铁刺网，形同监牢，而且仅有一个出入口——紧紧关闭的铁闸门，出入口上方有个牌楼写着“沙叻秀新村”，两侧则设有英军驻守的亭子。居民的日常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比如出入时间被限定在早上6点至傍晚6点；进一户家庭的所有成员须登记在案。十多名特警部队不分昼夜进行巡逻，还会不定期入户突击检查，核对人口，严防外人潜入或村民私自离村。凡有外人借宿，必须立即向当局报告；与此配套的是严苛的米粮配给制。村民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米牌”方准购粮，且每户家庭的购米量被严格限制在生存红线之内。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不仅是统计人口，更是为了确保村内没有多余的存粮可以接济马共。这种高强度的监视压力，使新村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孤岛。

1960年代的地方议会选举，是沙叻秀史上的“政治高光时刻”，实现了从“被管理者”到“自治参与者”的身份跨越。1960年代，沙叻秀新村举行地方市议会选举。根据第一任地方议员张顺南的回忆，当时英方不再插手，马来西亚由联盟政府管理。当时的竞选形势呈现马华公会与“社政”对垒的局面。所谓的“社政”，是由劳工党与人民党联合组成的阵线。在1962年的选举中，代表社会基层力量的“社政”大获全胜，赢得了沙叻秀地方议会的席位。这种由居民一票一票选出“邻里管理者”的制度，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公民意识。

随着1960年代末地方选举制度的废除，新村的自治权被收归吉隆坡市政局。这种接地气的管理模式，在选举终止后逐渐淡化。这段历史证明了沙叻秀村民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在尝试通过民主协商来提升新村的生活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