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杜忠全编著《端洛话今昔：端洛、布先、华都牙也等近打矿区的故事》，霹雳：霹雳州非伊斯兰事务局，2020年
据老端洛人的口述，尽管在上个世纪初期，开始有不同籍贯的先贤先后来到端洛，惟当地仍以增城及龙门人居多，几乎在每5名矿工当中，便有一人是增龙人士。
端洛增龙会馆的创办年份为战后的1946年，惟当地的增龙人一般相信，此年份实为会馆复兴及添购新会所的年份，有关端洛的增龙会馆或组织，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即已形成。此说并非毫无依据，除了端洛何仙姑庙内摆设的法器，志明是由端洛增龙同仁在1902年集资所赠之外，也有说，增龙会馆在上世纪初经已出现，并以一间亚答屋为会所，因增龙人性格好斗，热衷于投入洪门的帮派组织多于本身的会馆组织，会馆组织较受乡人的忽略。同时，也另有说法指在战前的端洛，“增龙”二字即为当地洪门帮派的代名词，进而衍生出当时端洛的增龙组织不仅招收增龙乡贤，也广招其他籍贯人士的说法。但无论如何，这一类的说法都欠缺文献记载，以及时代过来人都已不存在，难以考究其真伪了，仅存一说。
端洛南番顺组织早在19世纪已具维形，包括赠送何仙姑庙香案及香炉，但直至1916年才正式向英政府注册成立。注册成立后的南番顺会所，原址设于新街戏院的对面，后因1918年的一场火灾而烧毁，惟在乡贤吴满城、刘发荣、刘三胜及谢迪源等人的号召下，向地方乡亲们筹款将会所迁移到端洛大街71号。1941年，该会馆因日军入侵而暂时解散，会所则被日军强征为地方自卫团的基地，会馆内的一切文物、古董及家私遭日军搬空。战后光复时期，地方上的南番顺领袖刘发荣领导乡贤们进行复兴工作，才恢复组织规模。
居住于端洛的广东省花县人为数不少，早期乡人从锡矿业的辉煌发展中赚取了丰厚资金，到了日军投降之后，端洛花县会馆准备恢复活动的时期，地方上的乡贤皆擴概解爽，大量捐资助益，该会馆乃一口气买下了位于大街的3个并排的双层店铺单位充作会所，成了埠内会所面积最大的乡团组织。然而，端洛花县会馆的情况与当地的其他乡团一样，文献在日据时期遭炮火焚毁，至今许多的历史已不可考据，包括聚集于端洛的花县人是否在战前已成立组织等等，都无法找到文献来核实。
从端洛古冈州会馆保存的武术部狮鼓及铜锣等舞狮器具来追溯，该组织的成立年份最早可追溯至1917年。
根据端洛古冈州先贤的口述流传，以及零散的文献记录，该会早期的会所建于大街旁，但因原址需要拆除及兴建“十间店”而迁移至椰园，当时会馆地段占地约一英亩，设有留医所及房舍多间，供无依无靠的乡贤居留、养病或善终。同时，当时的端洛古冈州会所也拥有一台以绳索拖拉的大型棺车，为埠上居民提供殡丧便利。然而，马来半岛在1942年沦陷，经过三年零八个月的战火蹂躏之后，原有的留医所已严重失修，光复后已无法继续使用。因此，当地的古冈州领袖唐兆林、陈南炎、谭乐、冯炎光等人即推动众筹，重新返回大街的原址重建新会所，并在1950年开幕启用至今。
先有椰园佛爷庙，后有端洛会宁互助社。相信是迁入端洛的时间较迟，抑或落户的四会及广宁的乡人不多，端洛两邑乡贤所创办的乡团组织，也比其他会馆来得迟。会宁两邑人士在端洛所创办的组织，也非现有的会宁互助社，而是会宁人供奉的圣佛庙。
会宁人最早是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在端洛新街后方的椰园，建起了一座圣佛庙，并以此作为团结地方乡人的组织，庙内的圣佛法相则是由乡人从原乡带来的，神龛则是立于1921年。
惟会宁乡贤随后创办的会宁互助社，日期则不可考，预计是在建设圣佛庙后至50年代之间。据年过古稀的端洛会宁互助社前理事转述，1950至1960年代之间，会宁同乡会尚有数十名会员，每逢举办春秋二祭，出席的会员及家眷多达百人，而如今端洛社区没落，会员也逐渐流失，尤其是不少会宁乡贤皆迁往怡保，比如巴占（Bercam），并加入了当地的会宁同乡会。因此，端洛会宁同乡会目前已不再举办春秋二祭，会所也出租子人作为其他用途，仅剩的数名理事则较为关注维持圣佛庙的运作，每当佛爷诞都会设宴两桌，但会务已几近停顿，更不再与其他地区的会宁组织维持联系了。
成立于1917年的广西善心所，可说是中国以外第三个广西籍贯的乡团组织，仅次于1883年创办的新加坡三和会馆，以及1910年创办的大马彭亨广西会馆。随着端洛广西善心所之后成立的，则是分别在1929年及1938年的金宝广西会馆及霹雳广西会馆。
顾名思义，端洛广西善心所主要为南来的乡贤们提供各种寄宿、来病及善终等义务服务，是在早期抵步端洛的广西人土黄绍荣及潘绍的号召下创立的。据知，该会除了位于新的的会所之外，其他产业尚有一块占地5英亩的橡胶园。惟广西人在端洛一带原本就不多，过后又因锡矿业走向没落，地方发展停滞不前，人口大量流失，以致广西善心所的会员目渐减少，如今已处于无理事会、无会员及无人管理的荒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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