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uthors:梁秀丽、黄洛枫、吴子悟
经济的组成对于一个城镇的组成是占重要地位的。众所周知,马来西亚矿产资源相当丰富,其中锡矿资源更是著名。在1825年至1850年期间,英国殖民者便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派人来武来岸地区探测锡米。而到了1851年,英国人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开始使用铁船(Kampung Kapal)在拿督坳(现今石拿督庙的后方)进行采集锡矿的活动。而根据武来岸新村村长指出,华工将锡矿收获,经由现今武来岸河(Sungai Broga)处,途经良冷区(Lenggeng),即今天的打仑村(Kampung Tarun)和乌鲁峇玲珑 (Ulu Beranang)的弯曲小路,通往森州芙蓉县,直达马六甲港口,将锡矿运出马来亚,偏僻深入的武来岸,更与邻近的乌鲁峇玲珑(Ulu Beranang)和Beranang Hilir形成三角关系,也于武来岸的石拿督庙后方良冷区甘榜加芭及日叻务知知港(Titi)境内蕴藏丰富锡苗的光贵河(Sungai Kongkoi)处开采锡矿。而根据《森美兰州华人史话》一文指出,光贵河早期也确实为采矿地点之一。到了后期,武来岸的马来社区也被取名为Kampung Kapal,其便是来源于马来语“铁船”一词。而到了近现代,被搁置的锡矿废湖转型则成为了养殖渔业。
在19世纪末,被“卖猪仔”远渡南洋的中国华人来到了马来亚。他们主要是从巴生港口登岛,之后再使用牛车到达此地。而两地之间近乎70公里的距离,他们则需要耗费1至2天的时间才能抵达。而村镇早期居民的组成,也多数来源于此。19世纪30年代,武来岸锡矿地位也逐渐。其当时成为了周边地区锡矿产业的佼佼者。周边地区人们淘洗到的锡矿也会被带到武来岸村进行交易。在《马来亚杂记:图解》一书中就有记述道:
“在巴劳山(Balau Hills)武来岸河(Broga river)的源头,那里的人们曾经经营过一个小型水道锡矿,他们用原始的方法进行不稳定的开采。被冲走的矿石会在武来岸村出售或交换;但他们盛行的游牧习惯导致这个地方被遗弃。物物交换的其他来源来自于丛林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居住在双溪乌绒(Sungei Ujong)的更文明的本土种族所需要的:例如。藤条、树皮、野蜂蜜和丛林水果。他们还通过砍伐丛林为矿工和种植园主交换或出售劳动力。(译)”
到了20世纪初,橡胶业迅速窜起,据当时人们的说法,他们都称该地是“密林中的盛世”。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全球经济出现了萧条的状况,橡胶的生产受到了限制,这使得当时候的很多村民都面临这失业的问题,再加上二战的影响村民这边过去土地的机会也变得十分的渺茫。因此为了生计村民只能放弃割胶,继而转型成没有土地拥有权的“垦耕者”。
但当时间到了70、80年代,当时的首相敦拉萨在1975年推介《青皮书计划》成为了橡胶业卷土重来的重要性转捩点,其目的是鼓励马来西亚的青年们参与种植橡胶、油棕及其他果树等经济作物。武来岸当地村民也受到此计划的影响,橡胶业在此时也得到了居民们的热烈追捧。因此当时从事橡胶业的也不在少数,是橡胶业成为经济的主轴。
目前的武来岸新村,不仅留存着不少先前华人经营为主的橡胶园之外。其实同时许多土地都进行改种植榴莲了。主要的原因也是基于市场对于经济作物的标价。榴莲,这个经济作物在目前这个时代阶段是稍占上风的。同时,此番做法也有效的刺激了该地区的旅游经济。对于一个即将不受年轻一代人所重视的老城区,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起到了复兴的作用的。目前该区所种植的榴莲品种主要是以猫山王、168占多数。
如前面所述。在二战期间,1941年马来半岛遭受到日本殖民者的入侵。导致武来岸的老店屋大量受到日军的烧毁,原因其一是日军误把店屋前的红色彩布认定为是抗日军的标志。处于主街道,福建人经营为主的两排老店遭到日本殖民者的恶意纵火。在这之前,武来岸以前设有旅馆,位于主街道的左右两端各有一间。设立之初,是为了提供给运输树桐和采集锡矿而到来的人门。位于电话局前方的空地,以前即是为树桐打印盖章的场所。
到了现今。21世纪30年代,武来岸现存最古老的店铺即为老店转型成的居家烘焙兼复古咖啡厅。店内依旧保留着原始的木质结构房基。同时保留的还有一些具有复古韵味的老物件,墙上的钟表也留存着那个时代的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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