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资料来源：邱克威、蔡慧钏著《淙淙巴冬河——巴冬华人社会发展史》，巴冬：麻属巴冬永春会馆，2019年
大约在19世纪中期一批爪哇人在目前的巴冬河流域垦殖，遂成为今天的巴力爪哇(Parit Jawa)。华人大约在1860年左右来到这个地区，起初是开采锡矿；后来随着人口增加，整个地区的种植业与沿海的渔村都发展了起来。直到1870年代，武吉摩山附近与巴冬渔村地区都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华人，并各自建立起庙宇。
同时作为华人在本区域最早的开发地，这里拥有麻坡地区最早的两座庙宇，即武吉摩的仙师宫（1872）与巴冬渔村的翠美宫（1877）。此外还有最早的华人社团组织——巴冬永春会馆（1882）。这三座巴冬地区19世纪的标志性组织及其建筑，沿着巴冬河从武吉摩山至中段码头至巴冬海口，不仅是时间的坐标，更是巴冬华人社会发展的地理标杆。
根据1930年代巴冬华人社团的区域划分情况，“巴冬”分为六区：巴冬区、槟榔实里务区、十三区、双溪武漏区、港尾十四区、港尾十五区。
“巴冬”这个称谓译自马来语Padang，意即平原。这里以土壤肥沃闻名，温士德(Winstedt)在记录早期柔佛史时，称Padang为麻河一带“肥沃耕地的中心点”。而19世纪中期以后的发展则表明，巴力爪哇正是这一带“中心点”的中心发展区域；而华人也多聚集于此。于是虽然官方以“巴力爪哇”为正式称谓，但时至今日华人民间仍习惯称此地为“巴冬”。
武吉摩作为早期锡矿与石矿的开采区，有其自身独立的产业经济与劳动资源，其开埠实则相对独立于沿着河流海岸开垦的周边“巴力”地段，包括巴力爪哇。然而由于巴冬河的彼此相连接，这两座乡镇的命运从最初开始就紧紧系于一水之间。
于是直至1950年前后，巴力爪哇大街与武吉摩大街就形成整个区域的两个大集市，成为当地区域较大的人口聚居地，而围绕于这两个乡镇的四周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
然而随着锡矿业的衰微，武吉摩虽然在1940年代以前仍有橡胶产业的支撑，但1950年代围起新村，一些人口迁移，尤其不少富户这时也都搬离当地；更重要的是巴力爪哇以其政治与经济上的地理优势，名副其实地成为周边乡镇的行政中心。
因此时至今日，虽然“巴冬”与“武吉摩”在不少民众而言仍作为二个地理概念，但很多时候民间口述“巴冬”往往也涵盖了武吉摩。
其实也正是在1950年代的同时期，当时随着武吉摩的产业经济下滑，其政经地位已不如巴力爪哇，因此普遍上，尤其是外界多已将武吉摩并入“巴冬”这一地理概念中；或者更准确的说，“武吉摩”作为地名已逐渐从一般论述中消失，而多融入于“巴冬”或“巴力爪哇”的地理概念之中。比如1954年武吉摩新村解除戒严，不论是官方论述或者华文报章，均称“巴冬”或“Parit Jawa”；但其实所指却主要是“武吉摩”。同时1964年徐国辉在报章上的一篇题为《麻属巴冬风貌》的文章，其“巴冬”地理概念也包含武吉摩。
随着1950年代社会发展变迁以及产业经济涨退，整个区域的政经文化重心开始聚焦于巴冬市镇；更加上巴冬渔村在此时期的发展崛起，乃至于今日“巴冬渔村”已俨然几成“巴冬”的代名词。
就天然资源而言，武吉摩山本身即一座丰富的宝矿，既有锡矿又有石矿。实则武吉摩山上的锡矿所吸引来的采矿商户，一定程度上正标志着巴冬发展为商埠的端绪；而其石矿之丰富则远近闻名，至今仍日产千吨。而随着早期锡矿的开采所带来的大批矿工，于是相应产生的食物供求市场，也促成了临海渔村的壮大。巴冬宽阔的河口形成天然港，加上外海丰富的鱼产，使得巴冬渔村在19世纪末就已具备逾300人口的规模。
除此以外，巴冬从有记录以来就一直是块盛产农产品的沃土。1920年代的描述中就称这里为麻坡四周“这一带肥沃耕地的中心点”。于是当19世纪中期开始柔佛王室大力鼓励开垦，吸引来大批的农耕者。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华人垦殖民，乃至于1894年服务于柔佛苏丹阿务峇加的英籍工程师Harry Lake所提供的人口报告中，麻河与柔河一带的居民中华人人口多余其他民族的近三倍。
随着1887年柔佛苏丹统一麻坡之后，委任原来在巴冬置产的蔡大孙为麻坡甲必丹，并由其统领麻坡周边的开发。蔡大孙遂委任十三位港主选定麻坡河流域的“港区”开垦，主要种植甘蜜与胡椒。其中“巴冬港”，文献上又称“巴冬永裕成港”，实则并非在巴冬市镇，而是位于目前巴冬往峇珠巴辖路上的Sarang Buaya地区。文献上记录港主名称为“巫许鸿恩”。
因此虽然文献上记载过有巴冬港主，但可以肯定的是巴冬地区的开埠与发展实则并非港主制度下的结果。
从已知的记录来看，19世纪末以前巴冬一带的华人居民包括武吉摩锡矿区的客家矿工，以及巴冬渔村的同安渔户；这应是当时最早最大的方言群体。与此同时潮籍义兴会党的影响扩大，191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巴冬社会形成潮州与客家二大帮群之间的权力博弈。闽南人最初主要是随着种植业的发展所吸引来。最初一批来此开垦种植园的闽南人也在19世纪末，并在此建立了第一座地缘性社团。1900年以后橡胶业兴起，永春人借助其永春会馆的组织凝聚力，使得巴冬地区成为当地区域内永春人南来登陆的集散中心地。而永春人自然也成为巴冬地区20世纪上半叶发挥最大社会影响力的方言群。当地闽南人除了永春人，南安人也是较大的一个闽南次群体。这些闽南人早期多以姓氏纽带聚族居于巴冬各地，其中武吉摩由于种植园地较集中，也聚集了最多的闽南人。
巴冬渔村的同安渔户约于1895年左右因一场瘟疫尽数搬离。目前的巴冬渔户基本为潮州人，其中以原籍揭阳和澄海为主。根据口述资料，早期在沿海一带潮州渔民曾搭起两座大屋，以招徕同乡渔民并供其暂时落户。这二座大屋一称“和顺”、一称“和发”，具体情况未详；但据分析应在20世纪之交就已存在，而且极可能系由揭阳渔民所建。
早期根据族缘、地缘、业缘等社会结构纽带关系，在巴冬周边形成大小数十个自然聚落。这是马来西亚各地早期南来华人先民村落的基本形态。而这时期巴冬大街，由于设置了通往麻坡运输路线的铁道车站，形成了该区域的市集中心；此外，武吉摩地区由于锡矿与石矿，以及作为种植园的集中地，也形成了该区域的较大市集。这二地，加上武吉摩往内陆通往永平的丁字路口处一个叫“十支”的地方，就是1950年代以前整个巴冬周边城镇地区最大的三个市集中心，人口也最稠密。
这样的聚落分布格局基本延续至1950年代。1950年，在紧急状态时期，武吉摩地区设置了新村，其周边至少十余个村落内的华人悉数被迫迁入新村范围内。当时的新村四周围起二米多高的铁丝网篱笆，村民出入都受到严格管制；围网的范围，南北向大致为仙师宫至华明学校约250米，东西向则由今Jalan Sri Tanjung至民众会堂约500米。巴冬大街至临海地区虽然未围起新村，但周边村落的居民有不少也都迫迁至大街一带。
1950年代的新村迫迁运动对于整个巴冬地区的社会结构与人口分布都造成较大影响。首先是武吉摩地区原本还有不少客家人，是锡矿区停产后留下来担任种植园工人的，因这场迫迁运动几乎全都搬离当地，而移居至客家人较集中的城镇如居銮、古来；其次是不少武吉摩当地的潮州人也因不愿迁入新村而移居至巴冬大街一带。闽南人则由于生计紧系于当地的种植园，因此多迁入新村。于是武吉摩就更加成为当地闽南人的聚居地，而相应的潮州人也较多集中于巴冬大街至临海。这就形成了当地至今的人口分布及社会结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