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资料来源：彭西康编著《重拾历史的记忆：务边华人先贤的故事（1850-2000）》，务边：务边文物馆，2016年
拉湾古打新村(Lawan Kuda Baru)位于霹雳州近打南部，是务边镇内的另一个新村，是一个以客家人居多的华人新村。此村占地57英亩，人口逾8,000名。全村共有837家住户，村民以华裔为主，共有7,850人，印裔为150人。拉湾古打新村是英殖民政府实施“紧急法令”之下成立的一个计划设定的村落。
先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来这里谋生，随着锡矿业的发展，致使务边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小市镇，务边人口逐渐增多。英殖民地政府鉴于管理需要，设立了务边法庭，并委任殖民地官员。为了给殖民地官员提供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在山坡上兴建政府宾馆之外，也于1890年在距离务边三公里之外创设了务边马会，马会场地就是位于现今的拉湾古打新村村口。当时马来先贤以为务边马会就是赛马场，因此称之为“Lawan Kuda”，即赛马之意（而实际上务边马会并不举办赛马，而是举办马球赛(Polo)）。这就是现在拉湾古打新村村名的由来。
拉湾古打新村也有另两个名称，一个是“飞机场”，另一个是“老虎村”。在1942年日军入侵马来亚，在现今的拉湾古打地区建立了军用机场，以供飞机起降，因此华人也称拉湾古打为“飞机场”。另一个名称则因拉湾古打地区靠近大山——昆仑米沙(Gunung Mesah)，且时有老虎出没，因此称拉湾古打地区为“老虎村”。此外，这里也曾被称为清远港、沙鹿港。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村名大都已经被人所遗忘。
在拉湾古打新村成立之前，那里原是一片沼泽森林地带。在1942年至1945年，马来亚经历了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八个月惨痛日子，在惊魂还未定之时，英殖政府于1948年6月18日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紧急法令。为了对抗马共，施行所谓的“新村”政策，散居在务边森林边缘地带的居民首当其冲。当时殖民政府强迫在狮岭、泵莪洞、石头港、查连突、食水塘、三板头、蕹菜塘、木船、大港、朱律、古背及耕莪的村民，近七百户人家搬迁到现在的拉湾古打新村地区进行集中居住。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拉湾古打居民日以继夜地动手拆除他们原有的房屋，能够拆除的就拆除，能够搬动的就搬动，能搬走一套桌椅就拥有一套桌椅。英殖民政府只为搬迁的居民提供一块不及两千平方尺的屋地，同时出动军用罗厘把村民的家具及拆下来的建筑材料运载到指定的地点，过后村民便自行搭建，当时情况十分堪怜。通过自己动手，相互协助，七百余间极其简陋的“新居”便成了拉湾古打新村村民的“栖息之所”，至此被形容为“集中营”的拉湾古打新村于1949年正式成立。
“新居”没有水源，村民自己动手挖井；没有厕所，自己挖粪坑。“新居”也没有电流，夜里点火水灯、大光灯或臭电灯；“新居”也没有舒服的睡床，三几块木板铺上草席，就是床铺了。拉湾古打新村被铁刺网团团围住，四周设有碉堡式的哨站，进出口处有检查站，高高堆起沙包，以防马共偷袭。每天村民出外工作，天亮了才准出“栅”，要经过哨站检查或搜身，以防携带食物接济马共，下午7点前必须回“栅”，否则就得“自己保重”了。
在紧急状态之下的拉湾古打新村村民，生活可谓苦不堪言，然而华人先贤们，仍不忘对教育的重视。在1951年，拉湾古打新村的陈仲文、王樊全、罗林、廖牛、罗佑平、宋掌、李斌初、欧阳瀼、余春、潘启林、叶荣财等人发起创办了拉湾古打华文学校，并推举陈仲文为首任董事长。
拉湾古打新村也在1954年兴建了巴刹，这不但为小贩们带来就业喜讯，也为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1957年8月31日，我国宣布独立，结束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
1960年，我国首任最高元首宣布解除英殖民政府的“紧急状态”政策，结束了全国新村十二年零四十五日的类似于“集中营”的生活。全国新村村民同欢共庆。新村四周的铁刺网拆除了，村口哨站没有军警了，新村居民恢复了自由，曾经袭扰新村的马共也退到马泰边境了。
新村虽然解脱了紧急状态的苦难日子，但是1960年代的马来亚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其中1963年发生的反对成立马来西亚之印尼及菲律宾对抗；1964年的马印对抗事件；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1966年砂劳越的“宁甘事件”；1969年举国哀悼的“五·一三事件”等。这一系列的事件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给正处在发展初期的全国452个新村带来影响。务边两个大新村，拉湾古打新村和新咖啡山新村也不例外，因此新村问题一箩筐，政府对新村的拨款也微不足道，从而导致了新村的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地方经济产业，当时的年轻人唯有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现今的拉湾古打新村建设完善，居民除了享有水电供应之外，还包括新型巴刹、小食中心、休闲公园、篮球场、多元用途羽球馆。教育建设方面，有耗资百万令吉的华小、中学、幼稚园和马华浮罗交怡教育振兴计划资料中心。这也充分显示了拉湾古打居民对教育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