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望

（一）开发时期

      万里望区的最初的开发日期已无从考证，文献资料多指万里望区前身为锡矿场，据调查小组对居民进行的采访同为矿区。早期矿家可推梁燊南氏。1914年梁氏在万里望街场尾(即今基督教信义会旧址)创立进德小学,1931年李坤广在戏院街另办平民小学。1939年两校合并,立名为“公立万华小学校”。那时采矿发迹者多属客籍人,且热心教育。

战前本镇乃平民区,百姓以佣工维持生活,甚少浪费奢侈。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南洋戏院。市中有大街、戏院街两条直街,一条横的叫“碧街”,再添四五窄巷,宛似梯子形状。碧街商肆林立，社团繁多,比其馀街道兴旺，因为它是通往升旗山的道路。

根据万华一校现任校友会会长曾炳耀先生的回忆，最初的万里望区最初两个花园区。一是万里望大会堂的后方花园，那个时候的万里望园区只有两排屋子，二是隔一条马路的香港花园。中间隔着两条街道，独立后，由李莱生等发展商开发当地园区。

（二）日据时期

《怡保城乡散记》记载，1942年始日本占领时期，日军召集群众训话，先让百姓于巴刹内晒一个钟头,，军官方才莅临发言，中途夹用几句刚学会的台湾语。民众急推举一名福建人充翻译,然而他心惊胆跳，总听不懂那“洋泾滨”台语，张目结舌翻译不出，以致居民不知所云，呆若木鸡；日本兵则是暴跳如雷，目露凶光。此际，一位巴刹卖菜的伯母慢吞吞走上前去，朝日本兵叽哩咕噜讲了一大串日本话。原来她来自台湾，南渡后嫁华侨，在巴刹干活。她向兵头委婉解说,当地华族是多么驯良、效忠天皇、服膺政府的一类话儿，又提及时候已不早，大家都饥渴难受。日军终于颔首退走。其后该埠很少有肃清行动，人们均感激“钟伯母”的救命之恩，纷纷送礼、请喝酒，她一概坚拒,默默地继续做生意。

据小组对钟连贤先生的采访，钟先生表示自己的祖母是台湾人，所以她会讲日本话。而战争时期，侵犯马来亚的日军大多都来自台湾，恰好祖母会说日语和台语，能够和日军沟通让大家免受日本人的侵犯，想必钟先生的祖母就是书中所说的这位让群众免受日本兵加害的“钟伯母”。

（三）新村成立时期

      在新村实行以前，华人房居有如马来村庄般，于某一聚落或村镇散落分布。1948年，马共走进森林以武力争夺政权，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为了更有效阻断华人向马共提供情报和物资，英殖民政府决定将居住在马共出没或毗邻森林地区的华人驱赶至北圈定的地点，围以铁丝网，组织警卫团，实行宵禁，管制居民的行动。这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新村诞生的过程。

然而在对万里望居民的采访中，小组了解到许多居民称万里望为“移植区”（regrouping area），而非“新村”，不过这很可能只是名词上的误解。但钟连贤先生更是表示，万里望区域并未实施戒严，只有红泥山一带才有相关措施。这一说法让小组感到困惑。然而，通过进一步讨论和探索，小组在林廷辉、宋婉莹合著的《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中发现，万里望确实被列为城市新村。此外，维基百科也有关于万里望新村的相关记载。

根据采访人的回忆，万里望新村的戒严可能相对宽松，当时候万里望区域周围都被围篱笆，但由于万里望区域太过广泛，管理层以市镇区为中心，将其分成东、南、西、北四个区域进行管理至今，并不与一般新村被称为（Kampung Baru），而是被称为移植新村（Regrouping Area）。而这样的环境使居民生活较为便利，戒严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小。因此，部分年长居民在回忆时，因戒严程度不明显或影响不深，逐渐淡忘了当时的戒严状况。